领跑者的追问

——上海教育综合改革调查②

　　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小学的一年级学生，正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数学。上海全面推进“小学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与评价”，以促进学生快乐成长为着力点，竭力遏制盲目追赶进度的“抢跑”现象。李立基 摄

　　“我们已经很好了，为什么还要改？”在上海市启动教育综合改革之前，甚至之后，这样的疑问都没断过。

　　自开埠以来，上海就是中西文明交汇之地。上海历代教育人矢志改革，承接了前人很多改革发展的遗产：率先以地方人大立法实施义务教育，最早制定教师进修条例，最早制定青少年保护条例，最早开始探索校长职级制，最早探索小班化教育，最早确定会考制度，率先开展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，率先进行多项教育体制机制改革……“沪”字似乎天生带有敢为人先的基因。

　　既然已经是领跑者，为什么还要改？

　　深水区·捞出硬骨头

　　“实验室的墙可以刷三遍，但是钱不能用在人身上。”

　　上海一位高校教师的这句“吐槽”，道出了我国普遍存在的问题：科研经费使用重硬不重软，重物不重人。今年4月，一位院士在报端倾吐自己的头号烦恼：这个全球领先的团队没钱发工资，因为国家给的科研经费只有可以用于设备、物料、测试等的直接费用，没有可以用于人员激励的间接补偿费，直接经费里能发给人的比例很低。在全球自主创新激烈竞争的当下，这个矛盾愈发凸显。

　　钱袋子的事，科研工作者有困惑，学校管理者一样也有。书记、校长对每年学校能拿到多少经费能办多少事心里没有底，何谈办学自主权？钱袋子，归根结底是教育的资源配置问题。这种模式似乎是惯例，政府看看财政性教育经费有多少，划一划：这块是生均经费，用掉；这块是事业单位的人头费，给掉；其他大部分是专项经费。专项经费划拨到教育行政部门，然后按照各个部门职责分钱，各个处室开始列项目，所有的书记校长围着处长转，申请项目。

　　上海在启动教育综合改革之初，报表显示：2013年，全市高等教育经常性经费占29%，专项经费占71%。2014年，这个比例就翻了个个儿，上海市属高校经常性经费占比超过60%，所有用于人财物的经费“打包”给学校，怎么用学校说了算。部分专项经费中，可以有50%用于人等软件投入。资源配置的改变代表了政府的导向，这个突破振奋人心。一场充分放权和有效监管并举的投入机制改革推开。

　　教育综合改革是深水区的改革，要找准发力点，上海需要给自己做个体检。“难题不少，有教育内部的，有历史文化根源的问题，也有现代社会环境所产生的。这次的教育改革，‘综合’一词尤其重要，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，涉及的面之宽，问题之复杂，没有系统性的支撑，没有综合性的概念，很难推进。”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说。

　　不再是条线的单兵突击，牵一发动全身，更需要从深水区里捞出“难啃的硬骨头”，找到关键环节、关键领域，才能精准发力。

　　比如，高等教育的“硬骨头”在哪里？一是定位严重不清晰。上海一位学者坦言：“这个问题在学界长期研讨，即使国家层面也没得到很好的解决。”大家都想贴综合性、研究型大学的标签，有的就算贴了，也只能是三流四流的学校，非要站成一列纵队，定位问题根本没有解决。二是本科生教育。高等教育要做大做强，当务之急是做什么？要做好本科教育。世界高水平的本科教育高度关注每一个学生。中国的高等教育，能不能做到老师关注每一个学生？

　　“现代大学制度做起来很难，改革要撬动存量，就需要改革有深度，必须促进思维方式、利益分配和行为关系等深层次的东西。”翁铁慧对此的认识非常清醒深刻。

　　从基础教育来说，上海用四个字概括其核心任务：“减负增效。”在参加了两次PISA（国际学生评估项目）测试和一次TALIS（教师教学国际调查）调查后，上海找到了自己的长处，也同时发现差距所在——学生、家长和教师，能不能把多余的负担再减掉些？怎么让教育有教无类、因材施教？要减负增效，需要立体综合的评价，这是基础和发力点。

　　职业教育是应用型人才的主力军，上海经过大量调研发现，其中存在的主要是结构和模式的问题，职业教育对于国家和区域的转型发展支撑度还不够。在各类教育中，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和产业发展关系更大，如果不跳开教育去办教育，就做不好。

　　上海在设计改革任务时，特别提到“三个转变”：从单项改革转化为综合改革，从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推进，从表层的改革深化到深层的改革。“教育改革仅靠增量是不行的，存量不改是不行的，这是我们这次综合改革的方向。存量的改革要深入到体制机制中去。”翁铁慧说。

　　从全国来看，上海教育综合改革的“硬骨头”，在其他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，因此也是全国教育改革的“硬骨头”，且存在一个显著特点——已经触及到教育内涵发展更深层次的矛盾。作为教育改革的先行先试者，上海比其他地方更早、更深地触及这些矛盾，改革的迫切性、动力也更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