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3年9月，上海自贸区正式揭牌。

　　彼时，尚未扩容的自贸区物理空间并不大，总共28.78平方公里。有记者问：这么重要的上海自贸区，28平方公里够不够？“关键是在28平方公里内有制度上的突破，这样才有推广的意义。”时任上海常务副市长屠光绍答道。

　　2014年11月，上海全面启动教育综合改革。

　　“一市两校”教育综合改革中的上海市，历来是教育强市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更是高校的“第一梯队”，中国地区间的差异颇大，这些第一梯队的改革能否蕴育中国未来教育改革的路径？

　　上海主管教育的副市长翁铁慧坦言：“中央给我们出了一个很大的题目——怎么当好全国教育改革的探路者、示范者、引领者？”

　　试验田里的果子要成熟，一年两年的时间也许根本不够，上海启动教育综合改革不到两年，可是，我们想知道这块试验田里种子、土壤、光线、温度、水分、种田人等都发生了哪些变化，以及其中孕育的无限可能。

　　政府要做减法，又要做加法

　　2013年8月，黄浦区大沽路100号，市政大厦一间大会议室。

　　一屋子大约三四十人，这是上海教育管理队伍最为中坚的力量：分管市领导、市教委领导班子和全体处长等。一场务虚会在此举行，专题研讨一个问题：政府转变职能、提升治理教育能力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应该在哪里？

　　务虚会凝聚形成了重大共识：要从管项目、评专项中走出，要把更大精力投入谋划制度、聚焦大事。于是，首先决定的是，从2014年起，要从经费投入率先“自我革命”，把高校专项经费和经常性经费的比例翻个个儿，大幅下放经常性经费到高校。

　　在上海密集采访的一周里，记者之所以对这个场景印象最深，是因为它触发了人们一个深刻的思考：在这场撼动多方利益的教育综合改革中，政府该扮演怎样的角色？

　　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，不是始自今日。1985年5月，《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》颁布，推动了教育体制改革，明晰了中央和地方的权责，但并没有彻底改变行政独大的局面。学校办学听命于政府，各级教育督导机构绝大多数隶属于教育行政部门，政府既是管理主体，又是办学主体，还是评价主体，相当于既当裁判员，又当运动员，还是解说员。这种现状带来的后果是自说自话，缺乏公信力，缺乏监督，教育发展因而缺乏动力和活力。

　　“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。”管办评分离，管理的改革和创新是上游，是基础性的，政府首先需要放权。壮士断腕，并不容易，但没有这一步，后面犹如空中楼阁。

　　改革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改别人，而是改自己，卸下利益的包袱才能轻装前进。有人说，教育发展多改革少，简政放权喊得多做得少，根本原因是政府在切割自身利益方面，难以下决心、出狠手，多放事权，少放人财物权；多放虚权，少放实权。事权不匹配，权责不统一，学校和社会也不愿接。

　　这也许正是那次深入研究讨论的深意所在。

　　“上海市政府能把三件事做好了，教育就一定能管好。”翁铁慧说。哪三件？规划、资源分配、评价。

　　这一过程中，政府既是改革者也是改革对象。推进政府部门由管理向治理转变，并不意味着政府责任的减轻，而是政府角色向现代政府、法治政府、服务政府的转变。

　　盘点上海教育综合改革的多项重大举措，都渗透了管办评分离的核心要义，50多项改革任务中，很多篇幅是谈政府治理教育能力的提升。管办评分离，政府放权是最重要的一步。没有这一步，其他的无从谈起。

　　上海市政府抓的这三件事，既要做减法，又要做加法。减法是不归政府管的政府不再插手，让学校和社会各归其位，充分释放活力。那加法是什么？政府管教育不能走老路，要有创新，要改变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方式，综合运用立法、拨款、规划、标准、规则、信息服务、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。

　　三件事中，首先是“规划”，政府如船头翘望者给办学者指引方向，上海用了半届政府的时间来做规划，并认为“值得”，这是根本。其次是“资源配置”，学校与政府规划步伐一致的可以谋求到更多资源和支持，这是引领，高校经费投入改革、高峰高原学科建设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，学校要想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支持，要看你的重点学科是不是跟政府的规划一致。最后是“评价”，规划落实得怎么样，资源配置是否具有科学性，效率到底怎么样，教育的效果怎么样，需要水平测试、投入效益的评价，政府要通过培育第三方机构和考试改革等导向性手段，形成系统立体的第三方评价。上海已经在政府购买服务方面做出多种尝试，目前已经培育专业教育评估机构24家。

　　政府能不能放权，让原本属于学校和社会的权力，回归主体，尤其当教育改革走向综合改革后，这一点成为破题之要义，关乎当政者的决心、勇气、谋略，这是上海教育综合改革给其他地方的最大启示。而提升新型政府治理教育的能力，是这个问题的另一面，改革者当先改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