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对家长“维权过度”的现实，学校应挺身而出，在严格师德师风建设的同时，引导家长从锱铢必较的“维权”转向脚踏实地的“促教”之路。

　　新学期开学以来，南京已接连发生多起家长投诉教师的事件。从年段分布看，不管是小学、初中，还是高中，均纷纷“中招”，有些学校的投诉量甚至成倍增加。从内容上分析，投诉主要集中在教育教学方式、教师业务水平和班级管理等方面，但校方若真正核实，却往往发现，是家长们在微信或QQ群中以讹传讹所致。(《南京日报》9月25日)

　　按常理来说，家长懂得为孩子维权，是教育进步的表现。这不仅顺应了依法治教的浩浩大势，同时能反制于学校，使教育教学精益求精，而不致于疏忽懈怠。可以说，家长是推动教育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，如果与学校配合得当，能起到孟子说的“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”的互补之效。如果两相对立，反作用力亦很大。在此过程中，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专门机构，应起主导作用。比如，一方面对学生家长循循引导，做到“善假于物”，使其推动学校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；一方面匡正其谬，做好家校间的沟通，让家长理解并支持学校工作。

　　南京的学生家长对教师“炒鱿鱼”事件，恰恰超出了正常的维权边界，属于对正常教育教学工作的干预与扰乱，从中透射出学校在家校沟通方面的某些不足，严重点儿说是中间人缺位的典型表现。家长频频要求换教师，从其风格到经验，从课堂到宿舍，从管理到制度，稍有不慎就成了“下课”的对象。在如此巨大的心理压力面前，教师的情绪和教学情况就可想而知了。更遑论家长的一些理由根本站不住脚，属于被法国社会学者勒庞表述的“群体之恶”所裹挟和扭曲的结果。比如，一名家长因不满某教师，在微信群中煽动召集了一些家长“讨要说法”，结果却在学校考核教师的数据面前做鸟兽散。

　　不难想象，当家长动辄对教师以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“维权”时，教师本身的权利就已经受到了伤害，事情的性质正悄悄从“维权”转向“夺权”，乃至“抢权”。如此维权过度的必然结果，是教师无心钻研教育教学，无法有效地驾驭、引领、完善自己的日常工作，取而代之的是委曲求全地以讨好和迎合家长为目标，从而在教育教学的歧途上越走越远。

　　因此，在面对“维权过度”的现实遭遇中，学校应挺身而出，充分发挥管理智慧，在严格师德师风建设、加强教师培训的同时，引导家长从锱铢必较的“维权”转向脚踏实地的“促教”之路。家长的所谓“维权”，无非是对学校、老师的教育教学行为产生歧义和误解。学校迫切要做的，就是加强彼此沟通，增进彼此互信，利用多种途径告知并宣传办学理念。举例来说，当调整班级师资力量时，可以提前告知家长关于新老师的资历、成绩、荣誉等，使之更了解教师，对教师产生信任感。从心理学的“首应效应”可知，一旦家长建立了对教师的好感或信任，彼此就容易相互理解和支持了，动辄“罢师”的情况也就大大减少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学校还该引导和利用家长资源，助力家长形成教育合力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。杜威说“学校即社会”，家长作为社会各种职业身份的化身，其本身是具有教育学意义的。一位优秀的学校管理者，不仅能在“维权过度”的“危机”中看到“危”，更能发现其中潜滋暗长的“机”，最终打通家校之间融通、体谅、助益的新渠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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