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家种红薯值得骄傲

　　我国有句老话叫做“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种红薯”。如今倒是大不一样，刘涛舍弃副县长之位，返乡搞种植基地，却不仅仅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一边创业一边帮助依然贫穷的父老乡亲早日脱贫。老话的逻辑全然颠倒过来，却也是幸事：官场上不过少了一个副县长，乡村里却多了一个致富带头人。在传统评价体系里，放弃副县长之官位而屈身当农民，多半都是脑袋烧糊涂了。但在刘涛看来，“一个人的价值，不取决于他所处的位置，而取决于他努力的方向。”我们也可反思：当副县长的社会价值是否就天然地超过创业者？

　其实，新的评价体系与旧的评价体系正在发生剧烈冲突。放在以前千军万马考公务员的年代，这样的冲突只是偶尔的、轻微的，副县长辞职下海足可石破天惊。但在如今“大众创业，万众创新”的新时代，别说副县长了，厅官们下海的新闻也隔三岔五出现。这不，前不久山东省菏泽市委常委、副市长张毓华不也辞职下海，转战深圳一家保险公司当高管吗？张毓华还曾经当过定陶县委书记，有过主政一方的经验，放着厅官不当，去干保险，这只能说明他对保险公司那份职业相当满意。

　　人才，未必一定要逗留在官场。可以想象，张毓华、刘涛这样前景看好仍辞职下海的精英官员会越来越多，这对于企业界、创业界从官场吸引人才无疑开了好头。只要新的社会评价体系建立起来，简政放权落实到位，人才从官场溢出便会成为常态。官场在多年的高吸引力下，早已人才济济，精英都往官场涌，其他行业的人才结构必然有所困顿，因此，释放部分人才潜力到其他行业，也是对长期人才畸形配给体系的一种修复。何况，“回家种红薯”，放在过去是委屈，放在今天也许是发挥特长、建功立业的大好机遇呢！

　　对于官场辞职者来说，告别官场一定是他们思虑良久的选择，换一种生活方式，换一种拼搏模式，追寻自己的人生理想，有何不可？无论是去创业，还是去打工，或者回归学术，只要是合法劳动，都理应得到社会尊重。若然下海只是为了权力套现，搞歪门邪道，则又另当别论。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商场，均需要遵循底线伦理，逾越了底线伦理，在官场蝇营狗苟，在商场尔虞我诈，都是要不得的。比如有一些退休官员在台上时装模作样，暗布玄机，下台后投身商海，利用权钱结合的网络收取昔日权力红利，也一样属于贪腐。

　　好在刘涛这样的返乡创业者，远离了昔日当官的地区，回去搞特色农业种植，与蝇营狗苟显然是不挂边的。倒也可以观察，官场积累的管理经验，能不能帮助刘涛在农业创业领域大放异彩呢？若然成功，倒真是能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