饮冰室血统的“驯火者”

　　梁启超九个子女，各个菁秀，其中三个成了院士。梁思礼被叫做“老白鼻”，这是父亲梁启超对他的昵称。风趣的父亲将英语Baby（宝贝）一词汉化，变成属于梁思礼特有的甜蜜。也正是这个“老白鼻”，后来成为我国航天质量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术带头人之一。

　　回忆中的1949年，吹去历史烟尘，露出一绢恒久的画面，镌在如今91岁的梁思礼的心头。

　　1949年9月的一天，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轮船一如往常，驶出旧金山港，船上的梁思礼，刚从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。和船上同样学成归国的20多位留学生一样，游子心念，归心似箭，千里之遥，快马一鞭。

　　天津的码头上，阔别八年、白发苍苍、眼角噙泪的老母亲迎接自己，正如饱受苦难的祖国张开双臂欢迎海外游子的归来。

　　几个月后，著名航天技术专家、“两弹一星”元勋王希季乘坐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回国。6年后，钱学森回国，乘坐的也是这艘船。有人说，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为中国的“驯火史”带来了最初的火种。

　　火箭如喷着火舌的莽兽巨龙，梁思礼这些第一代中国“驯火人”就要为这头巨兽套上笼头，绑上马鞍，驾着它从战争的废墟驰向航天的大门。

    爱国的“胎记”

    一双大眼，鹅銮式的宽阔前额，一张典型的“梁家嘴”，举手投足间处处是父亲梁启超的影子。“像，太像了”，曾经在南开中学听过梁启超演讲的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见到梁思礼时，竟有种恍若隔世之感。

    梁启超的遗传，一个留在了脸上，一个种在了心里。

    有人曾经问梁思礼，你从你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？他回答说：“爱国。”

    “爱国救国”几乎是梁家九子女的胎记。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，有一幢白色的意式建筑，这里就是饮冰室，梁启超伏案奋笔之所。他在这里写的“人必真有爱国心，然后方可用大事”，指引了梁家九子女未来的路。回忆中，梁思礼眯起了眼睛：“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，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，国学功底属我最弱，但‘爱国’这一课，我不曾落下半节。”

    1941年，梁思礼赴美国深造。为了省钱，他曾裹着大衣在零下40度的储物室挨了一夜，险些冻死，也曾在罐头厂靠着冷冻豌豆过了一个暑假。尽管条件艰苦，但仍没有磨灭他心中“工业救国”之梦。为了能够转入“工程师摇篮”的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，他放弃了嘉尔顿学院的优厚的奖学金，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。1949年夏天，他拿到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，著名无线电公司RAC向他伸出了橄榄枝，但“千金马、五花裘”无法稀释他的赤子热血，他选择了回国。

    此时，他的同窗兼好友林桦，与他分道扬镳，留在美国。曾经朝夕相处的两人，人生的境遇由此画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抛物线。

    几十年后，林桦成了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，梁思礼成了航天部的总工程师。林桦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，梁思礼住在普通的单元房里，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。

    有人问他对此有什么想法，梁思礼的回答是：“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，我干的导弹是保卫祖国的。”

    1964年10月16日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，美国人嘲笑“中国只有子弹，没有枪”，认为中国没有运载工具，不承认中国是核大国。中央专委决定改进中近程导弹，进行“两弹结合”的热实验，梁思礼负责控制系统设计。

    正当梁思礼埋头实验时，“破四旧”运动波及到梁家。在特殊年代，“梁启超之子”带给梁思礼的不是荣耀和尊重，而是数不清的磨难。

    在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运动中，母亲卖掉家中老宅攒下的积蓄，成了梁思礼被揭发有经济问题的“证据”。一边唱着“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，从今走向繁荣富强”，一边却被剃光了头发，坐在铺盖卷上，绝望地等待着去坐牢，梁思礼心里五味杂陈。然而，弄人的造化似乎不愿轻易放过他。1968年，母亲去世，梁思礼要去奔丧，却被要求“划清界限”；1974年，本该在运载火箭上大展拳脚的他，被下放到河南做了猪倌……

    有人为他的遭遇鸣不平：“如果你不是1949年回国，而是1979年回国，或许就能躲过这些灾难和痛苦。”

    他引用了哥哥梁思成的一句话作答：“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，我不能离开她，哪怕仅仅是暂时的。”

    梁思礼和所有的中国“驯火人”一样，站在历史耀眼处的暗面。近处，找不到他们的名字，设计图纸上没有他们的名字，他们是戈壁滩上被漫天风沙遮蔽着的群像背影，他们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“绝密”标签的文件袋里。远处，他们的名字，被一笔一笔刻在历史坐标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