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选择性的“视而不见”也是教育智慧

　　身为管理者，许多时候对师生的言行，就应该有选择性地“视而不见”，或“充耳不闻”。《史记》中有“察见渊鱼者不祥”的说法，一个校长要是时时处处都太精明，其实是很可怕的。况且，站在发展的角度说，人的习惯一旦形成，就会作为某种思维自觉和行动自觉而固定下来，撼泰山易，撼习惯难啊！尤其是个性影响下形成的习惯，它是需要慢慢影响、慢慢改善的，甚至有些习惯一辈子也改变不了，因为它还有一个风俗或文化的问题。比如，你一定要想让回民吃猪肉，可能吗？道德吗？

　　每每在校园里行走的时候，我们总是会发现许许多多的不顺眼，但是，当当事人已经意识到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“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”。 总是会想着那天的一幕：当校长期间我习惯身披着晨曦的初辉，步行到操场上去看学生的早操。有一天在往操场的半路上，隐隐看到教学楼的窗口里跳出来一个孩子，当时很想赶上前看看究竟，但终于还是忍了。只见那孩子边跑边穿外套，从模样上看，原来是个女孩，她似乎也感觉到了后面有人，回头一瞧竟是校长！于是，立马加快了步伐，赶到操场队伍里去了。

　　因为对方已经觉察到了，与其戳破窗户纸，让双方陷入尴尬的境地，倒不如“心有戚戚焉”，装装糊涂，甚至你还应该绕道走。教育的智慧就在于“点化”，而巧妙的点化和粗暴的说教，虽然看似失之毫厘，而将来的效果却差之千里。管理者的问题就在这里，总是将自己摆在一个权威的位置上，从道德高地和学术高地颐指气使，而很少去顾及具体情形的。教育的麻烦也就在这里：我们总是想用自己的一套“标准”去刻模每一个生命的个体。

　　诚如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在《什么是教育》中所说，“针对不良倾向、嬉闹和涣散所制定的工作纪律是必需的，纪律能控制滥用自由的任性”。但是我们又太过迷信纪律，以及建立在这之上的“标准”和“权威”，时间长了，教育被人所诟病的机械、僵化等问题就出来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又少有人注意到雅氏的下一句忠告“人们从小不假思索学到的东西将影响他的一生”。也就是说，孩子们身上许许多多的毛病，都有其根源，许多情形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，如果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理解“教育是慢的艺术”，就别有一番意蕴。

　　我们为什么习惯于呵斥的教育？那是因为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学校里“游荡着权威的幽灵，对此学生也不反抗”，这种“权威的思想”已经“深深地印在他们稚嫩可塑的本质里”了，这样的教育必然使他们将来“在下意识里只知道服从与固执，却不懂得怎样自由地去生活”。于是，中国教育就成了某种自上而下的驯化术，校长是“厂长”，教师按技术的熟练程度，被分成“熟练工”和“初级工”，学生则是流水线上的“工业产品”，而整个生产过程是遭到严密监控的，任何不和谐的杂音、任何锋利的棱角都必将被权威的“谆谆教导”所同化，待到在同一个炼炉中格式化后，再浇铸成千人一面的“标准件”。

　　而教育真正要努力使我们和学生明白的是：“我们之所以为人，是因为我们怀有一颗崇敬之心，并且让精神的内涵充斥于我们的想象力、思想以及活力的空间”。教育，永远是属于“人之为人”的事业，而在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中，自由（包括思想的自由和意志的自由）是最为珍贵的。“如果教育成了权威，那它就失败了”，如果我们对那些“看不惯”总是喋喋不休，那我们的师生最终的走向，就有可能成为只听使唤的工具了，我们所期待的独立精神和创造力也就无从谈起了。但真正叫人心痛的是，这些道理正如杜威所说：“理论上无人不知晓，实践中又无人不违背”。

　　一个人如果不能与一个更明朗、更充实、更多元的世界合为一体的话，他就不可能做真正的自己。所以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妨沉下心来，褪去所谓“权威”、“学霸”、“专家”的光环，俯下身来，慢慢去等待，细细去提醒，当生命渐渐觉知时，不要急着去打扰，而是乔装不知、不觉、不察、不问，让其自有的生长和壮大，而到某个关键的节点时，再悄悄用手扶一扶，用肩顶一顶，用目光、用感情、用心灵暖一暖，让生命长成其本然的样子，让生命真正在自己的天命里找到各自的价值和归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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